第三章 博士还乡（1）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礼仪之邦，开创几千年的悠久文明，是跟文仕结合密不可分的。春秋战国以前，中国的选官制度是很不健全的，一般都是世卿世禄。只要身为贵族，世世代代都有官有爵，而且不用担心被剥夺，对此，当时的人们也是普遍接受的。

    到了战国末，由于连年战乱，人口减少，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诸侯一方面要应对各种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恢复国内的经济。所以国君就鼓励军民多杀敌，多垦荒种田。谁的军功大，谁种的田多，谁就能当大官。这就是军功爵制和辟田制。

    这一时期，如果你确实有才，可你又不是世袭贵族，又没有军功，又不会辟田，却又想当官，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比如，可以通过别人的推荐，比如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齐国当宰相。如果没人推荐，还可以自荐，但需要自己的勇气足够大，如毛遂。除了推荐、自荐之外，还有两种方式是游说和讲学，最成功的当属苏秦和孔子了。

    虽然有以上诸多途径，但没有一种正规的选官制度，大多数有才之人还是得不到发现，能够为国家利用的只是凤毛麟角。

    到了刘邦统一了天下，虽然建立了汉朝，但留给刘邦的却是一副烂摊子，国家千疮百孔，急需治国理政的人才。刘邦求贤若渴，他的文化不高，他的那首著名的《大风歌》虽然略显通俗，但足以表明他对人才的渴望：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是凭武力取得的天下，所以他比较重视武将，轻视文人。陆贾劝他用《诗》、《书》治天下，他却说：“我是用武力夺得的天下，用《诗》、《书》有什么用？”陆贾却说：“你能在马上得天下，但你能马上治天下吗？”一句话将刘邦给问住了。后来刘邦听从陆贾的建议，下求贤诏。招募有才学的人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正式选官制度——察举制的开始。经过汉朝几代皇帝的不断改善，到了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已经比较完善。察举制的推行为汉朝笼络了不少治世能人，出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为汉朝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察举制就是要求各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然后国家对他们进行考试、录用。当时，各地如果出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名重乡里，当地有身份的大族就会对其进行评议。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名副其实，郡守必须将他推荐给朝廷，然后朝廷会对他进行考核。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常科和特科。常科也叫岁科，顾名思义，就是经常的每年都要举行的科目。特科是根据实际情况，并不经常开设的科目。岁科主要有：孝廉、秀才等科。特科主要有：贤良方正、明经、勇猛知兵法等。所有科目中以孝廉一科最重要。孝廉就是孝子廉吏的意思。古代官员的基本道德标准是孝敬父母、清正廉洁。举孝廉是以郡国人口多少来决定的。对于名额配比，各朝各代都不一样，大约是：郡国人口二十万以上的，每年举荐一名；郡国人口不满二十万的，两年举荐一名；郡国人口不满十万的，每三年举荐一名。孝廉一科是举仕人数最多的科目。

    察举制推行了四百年左右，到了东汉末年，朝廷黑暗，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乡里评议不能准确的判断一个人的优劣。再加上世家大族把持了乡里评议，任人唯亲，真正有才华的人却得不到推举。造成了很多社会矛盾，察举制已名存实亡了。

    曹丕称帝后，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尚书令陈群创建了九品官人法，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只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察举制进行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摒弃察举制，还是要地方推举人才，郡国举孝廉，州举秀才，只不过是取消乡里评议，把评议权收归政府。这也是九品中正制最大的特点。

    政府专门设立一个叫中正的官来对被举人员进行评议、定出品级。各郡的中正官叫“中正”，各州的中正官叫“大中正”，也叫“州都”。当时的州可与后世的州县不同，而是一个省级行政区，全国只有十几个州。各中正官都是由各自家乡出身的中央官员兼任。

    所有想入仕和已经入仕的官员都要经过各自籍贯所属的中正官进行品评。品评主要分为三个环节：考察评议、作状语、定品。这些中正官对本乡的士人进行考察评议的内容有二项：第一是家世，就是这个人的家庭背景，他的父祖辈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当过大官，是豪门还是寒门。第二是品德、才能。接下来，根据这个人的家世、品德、才能，对其作状语，就是极简短、极概括性的一句评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对所评议的人物确定品级，即“定品”。

    这个品叫做乡品，虽非正式官品，但却与官品息息相关。乡品高的，起家官也就越高，乡品低的起家官也就越低，甚至无缘入仕。乡品共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类似于九宫格，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有类似的曲线。

    虽为九品，但最高品“上上”被认为是圣人之品，无人能达到，所以就形同虚设。二品“上中”就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品。二三品为上品，七八九品为下品，如果被评为下品是没有机会当官的了。各中正将各人的评定结果交给朝廷，留作选官的依据。各中正官不光对本乡的初入仕的人进行评定，还对现任官进行评定，定期进行，根据其在任期内的表现对其进行升品或降品。

    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德才是重要的评定标准。到了后来，由于出任中正官的全都是豪门贵族，这些豪门贵族把持了品评权。他们偏袒豪门子弟，家世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乡品的优劣。德才的好坏已不再重要，久而久之，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士族也叫势族，可以理解为士大夫家族，有名望的大族，有势力的家族，总之就是有影响的豪门望族。与这些豪门望族对应的就是广大庶族小地主和贫民，他们统称为庶族、寒门。

    东汉末年，那些豪门望族的势力相当的大。曹cao家族想把仕人的品评权由乡里评议变为朝廷所有，但却很难实施。这个时候出身豪门望族同样又是政府高官的司空、尚书令陈群创建了九品官人法，中和了皇权和豪门望族的矛盾，但仍然没能挽救曹氏家族覆灭的命运。

    自曹丕代汉称帝建立大魏以来，至甘露年间，曹家共传了四任皇帝，分别是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齐王曹芳、现任皇帝曹髦。魏武帝曹cao其实并没有当过皇上，魏武帝之名是曹丕继位后为其追加的。曹cao是三国一代枭雄，确实是文韬武略，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扫平了中国北方的所有军阀，是何等的英明神武。可是，他的子孙却一代不如一代。曹家的大权逐渐落在了司马氏家族的手中。

    曹cao一生最大的失误，不是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放掉刘备，更不是赤壁之战中被周瑜烧了一把火，而是没有除掉司马懿这个大祸患。司马懿狼顾鹰视，野心勃勃，又深藏不露，更可怕的是，他的继承者——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都是文韬武略，能够安邦定国的人物。当年曹cao经常做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食于一槽。这引起了他的猜忌。“槽”通“曹”，三马同食一槽就意味着曹氏可能会受到三个姓马的人蚕食。有这种重大隐患还得了吗？于是就对所有有潜在威胁的马姓人来了一场清洗。起先怀疑“三马”可能是马腾、马超、马岱这一家父子叔侄三人。因为马超、马岱堂兄弟两个起兵对抗曹cao，于是曹cao便将身在朝中的马超的父亲马腾一家老小全部诛杀。可是杀了马腾一家之后，他依然做那个三马同食一槽的梦。他哪里知道，“三马”暗指的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呢。曹cao不是没有怀疑到司马懿头上，可是当时司马师、司马昭还没有崭露头角，凑不上三马之数，再加上司马懿与曹丕非常交好，在曹丕的力保之下，司马家族得以保全。

    一失策成千古恨。就像曹魏代汉一样，司马氏代替曹魏也终究不可避免。

    目前正是甘露五年，当今的皇帝曹髦只是个傀儡，国家大权早已经落在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之手。司马懿死后，本来把晋国公的爵位传给了大儿子司马师，可是司马师得眼病死了，他的兄弟司马昭就继承了爵位，现在，朝廷的各种政令都由司马昭做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髦对此深感忧虑。想到司马昭早晚必然谋反，祖上辛辛苦苦创下的江山都会拱手送人，他寝食难安，整天想着如何除掉司马昭。但想归想，实际cao作起来却相当的困难，且极度危险。因为经过司马氏家族几代的经营，现在朝廷内的文武大臣，大多数都站在了司马家族的一边。

    这天，曹髦召集三名心腹商量讨伐司马昭之事。可他没想到，这三名心腹之中的两名早就是司马昭的人了。他们两个偷偷跑去报告给了司马昭，让他早做防范。曹髦一看，事情已经泄漏，事不宜迟，马上带剑乘辇带领三百宿卫军去攻打司马昭。哪知道，司马府的人早有准备，迎面正碰上中护军贾充带领司马相府的人来迎战皇上的宿卫军。

    曹髦见状大喊：“讨伐反臣司马昭，谁敢阻挡，诛其三族。”

    皇上毕竟是皇上，司马府的兵将一看，是皇帝亲自带兵来了，一个个吓得都不敢动了。毕竟劫杀皇上那可是谋反，可不得了。

    眼看司马相府的人没了士气，这时候，贾充大急道：“司马公养你们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天吗？你们怎敢退缩？”

    手下的太子舍人成济是个莽夫，他一听贾充的话，来了精神，问道：“是当杀，还是当缚？”

    贾充狠狠道：“司马公有令，要死的。”

    曹髦大惊喊道：“匹夫想要造反吗？”

    话音未落，成济绰戈在手，照着曹髦的前胸就是一戈，铁刃从曹髦后背透出，当时掉下辇来，死于非命。

    贾充、成济擅自做主，杀死了皇上，这件事却让司马昭着实一惊。他虽然有不臣之心，但他不想事情发展得太快。况且杀死皇帝名声也太不好听了，于是他就召集百官商量对策。

    有人出主意道：“事已至此，只有腰斩贾充，才能稍微减轻一点罪业。”

    贾充跟随司马昭多年，这个人极其狡猾，是司马昭的得力助手，司马昭当然不同意杀了贾充，他摇头道：“不可，再想想其他办法。”

    那人又道：“杀贾充是最好的办法，哪还有其他办法？”

    司马昭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他大喊：“成济大逆不道，弑杀皇上，必须剐了成济，灭其三族，才能以谢天下。”

    成济正美滋滋地等着领功呢，却听司马昭说出如此话来，如一个晴天霹雳一般，大喊：“非我之罪，是贾充传达你的命令，说是要死的，否则我怎么敢杀皇上？”

    司马昭一听，唯恐其乱说，马上命人割掉成济的舌头，令其不能说话，然后灭其三族。从古至今皆是如此，老虎犯罪总会有一只羊来替罪。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上百个王朝，几百位皇帝中，被臣下杀死的大有人在，但他们杀皇上大多都采取隐匿的方法：要么暗中下毒，要么偷偷勒死；要么在月黑风高之夜，要么在掩人耳目之所。像这种还没做好登基准备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直接用兵器杀死当今皇帝、而又若无其事的也就仅此一桩了。

    杀了曹髦，司马昭另立新皇，新皇帝的名字叫曹奂，并改年号为景元。从此司马昭对贾充更加信任，他也更加肆无忌惮，司马氏代魏只是时间的问题。

    司马昭此行，引起了朝中很多人的愤恨，其中就有一位太学博士。太学是朝廷的最高学府。太学里的学生叫博士弟子，他们大多都是名门望族子弟，寒门出身的人除非特别出众，被当地州郡推荐，否则是不能够进入太学读书的。教授学生的人叫五经博士，主要教授《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这位博士名叫舒博广，在太学中主要教授《诗经》，当时叫《毛诗》。他出身寒门，精通经史，博学多才，仁义至孝，名重乡里，后被郡守举荐，朝廷征纳他为五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