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零五章 哗然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W︽頂點說，..朝廷也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桩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此次教案，在朝廷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内阁中书李如松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百姓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当然，这个提议有些过于偏激，真要如此干离列强联军再次攻打大清不远了。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和奕譞都是朝堂“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立场自然希望能将列强在大清的所有机构情理干净。

    与此同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其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又：“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还：“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一则津郡民风强悍，cao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两广总督吴可也不免上来凑了个热闹，上折表示支持天津百姓：法人实在太过肆无忌惮，竟不将我大清律令放在眼里，出了事情先以强硬恶劣之态度对付，等到事不可为激起民变又要朝廷承担，世上哪有这般便宜之事？

    况法人此时一身陷安南战场难以自拔，根本就没有精力抽调大军再次北上，最多也就是命远东舰队战船在津门外海耀武扬威一阵，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军事威胁，朝廷要做的是趁此收拢民心。

    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法人‘冥顽不佞’，朝廷大可准许两广清军直接参与安南内战，两广清军保证牢牢牵制法人军队难以动弹，替朝廷分忧解难。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cao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还没跟法国人正面扛上，曾国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气。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这位公认同治朝“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jian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以吴可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晓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人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cao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cao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就好比后世‘**’之时，坊间流传的盐，醋可防‘**’一样可笑，这举动实在有让人哭笑不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