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梦溪笔谈的两则军事错误说起

    从沈括《梦溪笔谈》的两则军事错误说宋朝文人的轻浮

    本兵家已经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驳曾瑞龙的经略幽燕》、《宋朝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的可笑之处》等系列文章中，用对古代科技体系和兵家的了解，以现代科学体系整理证明，宋朝君臣文人造假兵书、自我吹捧、军事外行、军事传统接近草原盲流杂胡沙陀的事实。

    这一篇，就以《宋朝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的可笑之处》为引，继续深挖沈括为代表的宋朝文人的轻浮无行，乱写垃圾文章！

    沈括《梦溪笔谈》里关于弓弩力量计算的各种错误。原文如下：

    梦溪笔谈·卷三辨证一

    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歳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沈括在这一小小的段落里，就出了三个错误！

    1，战国时魏国的度量衡，和秦汉有区别，不能以汉朝度量衡换算。而且战国魏武卒的考核是一整套野战负重拉练，这和北宋禁军吃饱喝足悠闲地表演最大拉力走着实战同演戏的不同！这是治学的态度问题，根本没有严肃地学术修养。

    2，沈括的换算汉朝度量衡，也是错误百出。首先，宋朝官方度量衡，经历史资料和考古实物测试，大致在现代度量衡640克上下，比隋唐略少，和晚唐接近。而汉朝承接秦朝制度，一斤在250克左右，秦朝到西汉的出土实物古代就不少。而东汉，《后汉书》就明确记载“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根据历代出土东汉量具一升200毫升左右都可以得出，东汉官方衡制与西汉无差，都是250克左右，特别是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量具，清楚证明此点。

    所以，根据这数据，按照沈括自己说的宋朝一石九十二斤半，换算汉朝的衡制，是236.8汉斤，而不是他写的341汉斤！

    沈括在这里的错误，一是把王莽篡政时的衡制等同汉朝衡制。王莽篡政时，按照当时儒家原教旨思想，造了一批嘉量，把一斤降低到225克左右，后世的唐宋朝时已有出土文物。但是轻浮的宋朝文人，不仔细对照汉朝史料和其它出土文物，也不想想王莽篡政的制度怎么可能被东汉刘秀朝所接受，就把王莽的篡政衡制当汉朝的衡制来算。这要是放在东汉朝，就是当斩的反贼！

    3，沈括的错误二，是自相矛盾，前面自己说宋朝一石九十二斤半，后面换算时，又是以一宋石为120宋斤来换算，才能得到一宋石等于341王莽斤的笑话！

    所以，沈括的学术水平和治学态度极差，倒是最后几句吹捧宋朝官方的马屁显出文采。

    沈括的军事错误二：

    《梦溪笔谈》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余按，九军乃方法，七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老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九军之次，李靖之后，始变古法。

    沈括的这段话，完全就是脑补的，掺杂阴阳术数、牵强附会的话，是典型的臆想。

    其实李靖的六花七军阵的编制和行军、扎营、布阵，唐朝杜佑《通典·兵典》里记载得很清楚：

    1，就是在老配置方法中军、前后左右四军的基础上，加右虞侯军作为前锋开路，加左虞侯军后备，退回时，则左虞侯做前锋开路。

    2，在空旷平地扎成四面营时，右虞侯军在前军的右边并排，中军的前之右，左虞侯军在中军后之左，“状如丑未”，就是按照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等的排列，在1点方向和7点方向。整个营地外观呈正面宽的近似长方形的多边形。

    3，李靖兵法布阵，强调的是五种兵进行二线配置为主，和宋朝文人吹的黄帝阵法风后握机完全不搭。

    4，其实李靖兵法里扎营，只是说了“圆三径一，计算需要的外边总长，然后除以三”。要搞清这里的道理，起码得知道古代中国的数学史：古代计算圆周率，由不精确实测和内接正六边形得出圆三径一，后来有外切正六边形算法，魏晋时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里提出正多边形的割圆术，算到正3072边形，3.1415——3.1416，后来祖冲之又进一步发挥，算到了小数点后7位。

    5，所以，李靖兵法扎营里的算法，是利用内接多边形周长和圆周长相近的道理，进行的不够精确、但是够用的一种军事数学而已。同《李卫公问对》《梦溪笔谈》里托古扯淡的什么方法、圆法，根本就是两回事。宋朝君臣文人的轻浮、虚妄、无耻、恶心古人，由此可见。

    唐朝杜佑通典·兵典原文：

    兵一：诸围三径一，尺寸共知。复造幕，尺丈已定。。。。。。以围三径一取中心竖径，当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营之时，先定中心，即向南北东西各二百十四步，并令南北东西及中心标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标，准南北令端。

    兵十：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军出日，右虞侯引前，其营在中营前右厢向南，左虞侯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相当，状同丑未。

    而宋粉吹嘘的宋朝官方收集古兵书编的《武经七书》，也是公然把《李卫公问对》这种文人编的伪书混进兵家著作之内，胡说李靖六花阵是外方内圆，还掺杂黄帝阵法、风后握奇这类由魏晋到唐朝的无聊文人托古编造、牵强附会的幻想阵法。

    其实宋朝儒家文人在造假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第一次也是儒家文人全面当政时期的东汉魏晋。

    北宋的《武经总要》，被宋粉宋吹吹成专业兵书，其实是一部抄古书和加自己臆想的垃圾大杂烩。我已经在多篇文章里揭露，编写武经总要的宋朝君臣文人，根本看不懂先秦汉唐兵家的“有效射程内火力齐射、饱和攻击、继而迅猛反冲锋”的战术组合，愚蠢的吹嘘自己的弩阵就好了，五尺之外，还能发射。

    不但如此，《武经总要》里继承儒家文人喜欢托古造假、夸大吹嘘自己玄妙的毛病，在唐朝杜佑《通典·兵典》这种详实史料存在的情况下，公然把黄帝阵法、风后握奇等，由无聊文人、阴阳术数好事者编的假阵法写进书里撑门面，比如李筌这种伪修道真求官，比如好事者裴绪编的阵法，成了大笑话。也是对兵家科学体系的侮辱！

    这都是宋朝文人的普遍特性，苏轼苏东坡，写石钟山记，嘲笑前人陋、考察不仔细，结果后来被人打脸，说你苏轼一样陋！石钟山的真正命名原因是山体全空、如钟覆地。范仲淹被吹名臣，岳阳楼记被吹多好，可是范仲淹当时根本就没去岳阳楼，他是看着滕子京送的画，脑补写出来的！在西夏乱改原本的野战军编制，把运动大兵团战当成剿匪治安战干，同韩琦一起浪费大把民脂民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