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追忆（三）

    蒙哥为汗的忽里台大会，虽然有强势的拔都坐镇，可也并非全无杂音。有人就提议遵循窝阔台当初的遗命，重新立失烈门为汗。

    当时在场的忽必烈一听，立马驳斥道：“当初你们立贵由，遵守了窝阔台的遗命吗？现在却拿这事当说辞，忽悠谁呢？”一句话就堵住了其他人的嘴。

    正是由于这次慷慨激昂的表现，蒙哥即位后，就让忽必烈到了中原，随后更下旨把漠南、汉地的军政全交给了忽必烈。

    “（蒙哥）诏漠南、汉地军国之事，悉听帝（忽必烈）裁决。”

    蒙哥让忽必烈坐镇中原，原本是为了更好地掌控中原的事务，但此举却为忽必烈打开了通向大汗之位的大门。因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之位，由窝阔台家族那里，转到了拖雷家族手中，是忽必烈能够登上汗位的必要条件，可这并不意味着大汗之位将来就一定会归他。而掌管了中原的事务，相比以后草原上的其他竞争者，“汉化”了的老忽就多了一个充分条件，即他得到了汉地儒生、汉臣们的助力。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指点下，忽必烈才能一步一步登上大汗之位。

    忽必烈一到中原，就开始大肆聘请儒生；掌管中原事务后，更是求贤若渴，到处收罗人才，询问治理天下之道。

    “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籓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这个时候，邢州（后世邢台）是他的封地，在蒙古官吏的治理下，从开始时有民万户，跑得只剩下几百户，于是他在手下汉臣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就在哪里先搞了个实验，结果“轻徭薄赋，期年户增数倍。”

    儒生们所采用的，其实也就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绝招，减税。百姓随后就自动跑回来了。

    由这也能看出，要想某地发展，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后世的人都知道，个税少点，人多点，税基一大，总体税收还是会增加。但刚“出道”的忽必烈一看，正宗就是正宗，祖师爷就是祖师爷，减税都还能增加税收，这要是地方再大点，哪还了得，于是他就更重用儒生了。

    “自是帝益以儒者为阿用。”

    他这样礼贤下士的姿态一摆，儒生们的立场也开始变了。

    过去的儒生们有大义吗？当然有，但这个“大义”很多时候也就是看你是否维护儒家的道统。换句话讲，你是不是“夷狄”咱不管，就看你是不是施“汉法”。而“汉法”的关键是什么？是你是否用儒生治国。

    老忽重用儒生，儒生们自然投桃报李，也大力支持他了。他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儒生、汉臣，并在中原汉地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董文炳就是在这期间追随了他。

    但忽必烈的行为，却导致一些蒙古贵族的不满，同时也使得蒙哥有所警觉。这时候那些不甘寂寞、了解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权力斗争史的儒生，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凭良心说，咱们的有些儒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他们始终抱着儒家的宗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在这片东亚的土地上，这个“国”、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儒生们经常按他们的需要来解释，自己也常常把它弄得很混乱。

    姚枢就属于其中的一位。

    姚枢字公茂，原籍柳城，生长在洛阳。窝阔台为汗时期，由他人保荐，当了燕京行台的郎中。很快他就因不肯与上司一起收受钱财，弃官退隐于辉州(现河南辉县)钻研学问。忽必烈到了中原后，听到了他的名声，就派人把他请了去。

    而姚枢也的确没有辜负忽必烈的期望，此后给予他至少两次至关重要的指点。

    这第一次，是在得到蒙哥漠南、汉地事务的授权后，老忽曾设宴与众人庆贺。酒后他把姚枢单独留了下来，并问道：“刚才宴会上兄弟们都很尽兴，只有你好像兴致不高，有什么不妥吗？”

    姚枢就告诉老忽：“如果要论地广民富，当今天下有超过中原的吗？现在所有好处都被大王您得到了，蒙哥他落了啥？以后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给你下点药，他必然会后悔，把这都收回去。依我看，还不如光抓兵权，想花钱从官府里拿就是了，这才是上策。”

    姚枢这是在告诉老忽，为了将来的大业，你现在做人要低调。

    老忽也顿时恍然大悟：“高，是咱想简单了。”

    他立刻上书蒙哥，蒙哥同意了他的请求。

    到了宪宗七年（1257年），姚枢当初的担忧果然得到证实，真的有人向蒙哥进了“谗言”：老忽在中原太得人心了，您需要防备啊。

    于是蒙哥就在关中设立了钩考局（审计署），根据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审查各级官员，包括随军贩运的各种商人。并且他对负责钩考的蒙古官员阿蓝答儿下令：“审查完毕后，凡是有问题的人，除了汉军的两个元帅刘黑马和史天泽需要上报外，其他人可以就地诛杀。”

    这明显是在找茬，并且矛头直指忽必烈。

    忽必烈有“抵触”情绪是肯定的，但姚枢再度向他进言：“现今蒙哥既是君又是兄长，大王您是弟弟、是臣，这事就绝不能和他较真。如果您因为这和他疏远，那您就是在给自己找不自在。依在下所见，你不如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草原，做久居状，他的疑心自然也就消了。”

    忽必烈开始还拉不下脸来，可经过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听从了姚枢的劝告，放下身段带着全家回到草原。听说他回来了，蒙哥开始还不相信，认为其中有诈。等双方真的见了面，结果他连老忽的辩解都没听，就把所谓的钩考局给撤了。

    姚枢的“指点”真的非常关键，因为摆脱了“钩考局”危机的忽必烈，再也不是当时的蒙古帝国其他人可以羁绊的了。

    也就是在第二年，蒙哥发动了大规模的灭宋战争。他命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塔察儿、李璮等人攻两淮，牵制南宋在江淮地区的兵力。

    又命另一大将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从侧背攻击南宋。

    蒙哥自己则亲帅蒙古军主力攻四川，准备在夺蜀之后，顺江东下，于第二年和诸路大军会师长沙，直捣临安。

    这个计划基本上借鉴的是三国时晋先灭蜀、后灭吴的路数。但蒙哥绝没有想到，这次进军对他来说是一条不归路。

    自1258年下半年率军入蜀以来，蒙哥一路摧枯拉朽，所经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但在钓鱼城下，他遇到了一生真正的克星。

    南宋和蒙古的对抗，主要集中在三个战场：一个是荆襄地区，另一个是江淮地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四川。四川的重要性就在于，一旦失去，将使对手能够顺流而下。

    窝阔台去世后，由于蒙古帝国内部的争斗，对南宋的攻势一时陷于停滞，宋帝国借此机会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了调整。也就在窝阔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为了扭转四川的不利局面，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宋理宗派名将余玠入蜀。

    当时的情况是，从理宗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的十六年间，朝廷共任命了“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但这帮人却弄得整个四川号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为政，形势大坏，人心浮动。直到听说余玠入川，川地的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余玠，带着“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的目标，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接受了播州冉璡、冉璞两兄弟的建议，所修筑的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十余个山城堡垒。这些城堡均依山设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作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粮，互为声援，由此在川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

    但余玠的强势，却得罪了川地的权贵，他们勾结当时的丞相谢方叔等人，造谣中伤余玠。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理宗召余玠回朝，余玠闻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说是服毒而亡。川民闻听莫不像失去父母。

    余玠并不是堂堂大宋自毁长城中的第一人。

    钓鱼城之战，从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开始，打了有半年。蒙古军屡攻不下，期间蒙哥暴跳如雷，可就是拿这个小小的山城无可奈何。

    而钓鱼城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指挥下，不仅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还于某日将两尾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的蒙古军，并投书称，即使再守10年，蒙古军也无法攻下此城。

    横扫欧亚大陆、骄横的蒙古将领不忍其愤，坚持强攻坚城。但大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后期又值酷暑季节，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蒙哥于六月患病，七月死于城下。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后续影响十分巨大。首先，它使得蒙古攻宋的计划彻底落空，宋帝国就此又延长了20年之久。

    其次则是使得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了下来。

    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蒙古人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等地，并准备向埃及进军。埃及闻讯，举国震恐，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但在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只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率大军东还。结果剩下的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忽必烈上台后，由于再度陷入内争，蒙古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就此停止。

    因此，钓鱼城之战的结果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独钓中原”的美喻，而且在世界史上，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称，“上帝折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