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之见：讨债的人来啦！
僧慧暕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尝预修《大典》，归老太仓兴福寺。予弱冠犹及见之，时年八十余矣。尝语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讨债者。”客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有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还债、讨债之说，固是佛家绪余，然谓今日士大夫负朝廷，则确论也。省之不能无愧。 -----我是信达雅的分割线---- 慧暕大和尚这个人，恪守戒律，品行出众，对儒家的经书也很有研究。永乐年间，他曾经被国家征集，参与了（后来佚失散落只有一部分收藏在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的市图书馆内的）《永乐大典》的编修工作，年纪大了以后，他回到老家太仓，在兴福寺奉养，挂着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委员的衔，享受副厅级待遇。我年轻时曾经见过他，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位大和尚曾经评论说：“现在的秀才，都是来讨债的啊。”听到的人很好奇，向他请教，他就解释说：“洪武皇帝年间，秀才们出来作官，要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为国家出多少气力？可到头来，稍微有一点点过错，要么去被发往远恶卫所，要么干脆刑场上走一遭，能够善终的，十个中不过两三人。那时候啊，士大夫没什么对不起国家的，是国家对不起士大夫啊!” “而现在呢？圣恩宽大如海，法网疏松宽阔。读书人出来作官，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受用无穷，没给国家作啥事情，到头来却什么责任都不用担。今天，国家没什么对不起士大夫的，是士大夫们对不起国家啊！这些，就是来讨债的。” 还债、讨债，这是佛家因果循环的说法，不值得去辩驳讨论。但他说今天士大夫辜负朝廷，那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反省起来，不能不感到问心有愧啊！ -----我是渊博周到的分割线----- 上文中的“我”，叫陆容，成化年间的进士。那个时候，离洪武皇帝的年代也只不过过去了六七十年，但已经经历了七位皇帝，八个年号，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徐达、蓝玉们北上扫荡的事迹早已成为传说，帝都百姓更熟悉的是也先大军在城下的叫号，以及于谦老大人屹立城头的身影。“有一古人朱皇帝，道：‘剥贪官皮！’”的记忆也早已淡却，天下百姓更熟悉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阔绰，和“半生铁总宪，三千美娇娘”的受用。 大和尚本身的总结，当然是荒诞无稽的，或者说，这简直是迹近于在为贪腐者们辩护。赋予他们某种“理直气壮”的合理性，对此，陆进士甚至连与之辩驳都懒得作。但大和尚所指出的现象，却没法无视更没法回避，当官这个职业，只不过短短几十年，就已经从开国之初时的形势，变成了一种高收益低风险（甚至是零风险）的黄金选择，大家开开心心的坐下来，共同分食着这老大国家，亿兆子民，沉湎于酒食地狱之类的狱罗当中。对此，我们似乎又没法嘲笑或鄙视大和尚的总结了：毕竟，人总是需要有一个答案的，你不愿意接受这种现状有其正当性或必然性的解释，那么，你，又想给出或接受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在给出或接受了这个答案之后，你，又想作什么呢？ 陆容，出生于英宗元年，按照正文中的记述：他是在“弱冠”也就是二十多岁时听到大和尚的这个评论的。那时侯：土木之辱已经是快十年之前的事情了，夺门之变则刚刚发生，给王振平反的诏书，可能刚刚发下来还不久，于谦颈间流出的热血，也许还沾在刑场的地面上，没来得及干涸……然而，这些并不算什么。 陆进士，和大和尚，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还没有看到东南倭乱的猖獗，他们还没有看到北边瓦刺的扰掠，他们还没有看到东北狼烟的燃起，他们还没有看到闯、献们绝望的叫号，当然，最重要的，他们还没有看到后辈士大夫们可以用怎样的速度和力度来聚敛财富----那，足以让成化年间的这些士大夫们惭愧到说不出话来，也足以让他们彻底打消掉任何自省的念头：假如他们真会有的话。 -----我是省之的分割线----- 孔史氏我在想，任何一个组织，其内部，大概都有着讨债者和还债者两种人吧？有时候，前者是主流，有时候，后者是主流。“勃勃然而兴焉”的时候，讨债者们想来应该是很少的吧？而到了讨债者们占据主流的时候，“忽忽然而亡焉”的日子，大概，也就不远了吧？ -----我是再多说几句闲话的分割线----- 上文出自《菽园杂记》，第二卷，紧跟在这则后面的，是一条非常有趣的记录。 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圣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见中国人修斋设醮，笑之。 其中的这首诗，我曾经在《飞光》中引用过，作者改到了景教士的头上。每次重新翻到它时，同样一个问题，都会来困扰我：原来，历史上，这个宗教，也曾经如此的身段柔软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