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不为晁错,也不做曹cao
刘隗说只有琅琊王司马睿才有足够的威望,镇定江东,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重臣们臣服,倘若换了一个普通官僚,则必然会产生祸乱;而易以别家藩王,同样不行——除了南阳王司马保外,还有谁能够和司马睿名望相若?可是能把司马保放建康去吗? 裴该当即摇头反问:“琅琊王何如东海王?” 刘隗对此质问自然也早有腹案,当即答道:“我固知裴公寄望于东海大王也……”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关键是得到了包括河东裴、琅琊王等关东诸大姓的拥戴,当时司马睿才只是司马越的小弟而已;况且裴该姑母为司马越之妃,则你自然会看重东海王司马裒,然而—— “昔之东海大王,与今王不同,今王初冠,尚无名望,且辈分甚低,何以与琅琊大王相提并论啊?” 裴该笑笑:“卿其轻视天子乎?”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裒就理论上而言,当是司马懿的玄孙——即便外继东海王家,为司马越之孙,辈分也没有变——所以刘隗说他辈分低,恐怕难以服众。但裴该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子司马邺也是司马懿的玄孙,跟司马裒同辈,且初冠未久,你说司马裒年纪轻、辈份低,难道是瞧不起天子吗? 真正诛心之论,刘隗听了不禁面色大变,赶紧俯首道:“天子为国家之主,天命所归,何论行辈?即孺子在朝,吾等亦当俯伏叩拜,岂敢轻视之?裴公遽出此语,隗唯死而已!” 裴该见他摆出这种仪态来,也知道自己话说得太过了,本意震慑对方,但未免显得自己气量狭小,且故意罗织罪名,于是摆摆手:“无心之言,大连休怪。然以大连看来,东海大王必难以镇定江东么?” 刘隗说这是当然的——“且东海大王本为琅琊大王之子,虽已出继,血缘不易,乃可逐其父而用其子乎?” 裴该问道:“使大王归藩而已,何云逐也?” 刘隗寸步不退地回答:“诸王镇定方面,本武皇帝旧政,今无罪而使归,非逐而何?” 裴该此前就和梁芬说起过,“八王之乱”最大的诱因,不在贾后擅政,而在于诸王权力过大。魏之藩王,说不上等若囚徒,但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但司马氏篡权后,鉴此前车之覆,却允许藩王掌握兵马,大国五千、中国三千,下国一万五千,且大、中国王还往往挂着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坐镇要地。所以说藩王不在国内呆着,却任外州都督,本是晋武帝以来的旧例,如今制度未改,旧例未破,你就一定要无罪的司马睿归藩,难道还不是“逐”吗? 话赶话的,逐渐剥除了种种温文尔雅的表面文章,而深入利益的实质,裴该因此略一沉吟,就打算直指问题核心——他终究不是此世的官僚,实在不习惯啥事都拐着大弯儿说——“卿其不闻晁错之言乎?‘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裴该的意思,如今建康政权势大难制,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长安的皇权,就如同昔日吴、楚诸国对于汉廷一般。虽然袁盎曾经劝谏汉景帝杀晁错,说“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但后世有几个人说晁错做得不对,藩不可削啊?有谁会认为,倘非晁错建议削藩,则吴、楚必不会反啊?如今的局面,与之差堪仿佛,那我身为朝廷执政,该怎么做?你来说,你来教教我吧。 刘隗当即回应道:“裴公此例大谬,岂裴公自比为晁错乎?如汉武帝下‘推恩令’,使诸藩自削,乃不为朝廷之祸,何必急于求成?” 裴该反问道:“若非先定吴、楚,武帝安能用主父之策,坦然削藩?” 刘隗道:“固然,即无晁错削藩,吴、楚亦必反。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事有当缓图者。若汉景帝不急功近利,而缓缓图之,则朝廷之势日固,而吴、楚之谋日分,即便起兵,不能轻过长江,况乎梁地?而今朝廷之力,远不如汉,建康一总江南之政,是并吴与楚,若急迫之,势更急于前汉,即有周亚父,恐亦无以当也……” 说完这段笼统的对比、分析,赶紧又再加上一句:“且琅琊大王素尊朝廷,绝无刘濞之野心。” 裴该正色道:“大连,防微杜渐,为宰臣之责,此晁错不惜破家身死,而必谏汉景之意也。且如卿所言,今建康之政,出于王氏,卿可为琅琊大王保,然能为王氏保乎?” 刘隗当即回答:“不能!”随即在裴该略显惊愕的眼神中,他不卑不亢地解释说:“今王茂弘执建康之政,王处仲手握重兵,朝廷可使诸王归藩,乃可使二子交卸权柄乎?明制琅琊大王易,而制王氏为难。则有琅琊大王在,有我等在,王氏不能为恶,若徙大王,则恐王氏不可复制!裴公三思啊!” 最终就是这句话触动了裴该。他终于领悟到,对付一个司马睿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江东政权虽然以司马睿为首脑,但真正话事人却并不是司马睿。南渡侨客不思割据者,当会陆续北归,继续留在建康的,则相当大一部分,是打算以江南为家了,这一群体的力量相当强大,若再得土著为辅——虽有嫌隙、龃龉,但因应外部压力,却很有可能暂时联起手来——以自己如今的力量根本就难以撼动。我为了保障后路,就必须要弱化这一群体,而不仅仅是弱化一个司马睿! 故此,当刘隗请辞之后,裴嶷从屏风后面出来,叔侄二人相商,裴该就说了:“今聆刘大连之言,获益良多。我欲弱建康之力,应自王氏始,而不当使琅琊大王归藩,或扶持他王相拮抗,否则,恐反重王氏之权——叔父以为如何?” 裴嶷沉吟少顷,便问裴该:“江东之事,文约所知必然比我详尽,今我有三问……”随即竖起一枚手指来:“琅琊大王果无野心者乎?” 裴该毫不犹豫地颔首确认:“琅琊王仁厚,唯思自保,无问鼎之志。”这本是历代研究晋史的学者们的普遍认知,是基本上可以保证的。